“高考分数够哪档，就选哪所学校哪个专业”，你家孩子是这样吗？ | 之江夜读
又到一年高考季，高三考生们都在卯足了劲作最后的冲刺。家长们在做好后勤保障的同时，大都也开始考虑起即将到来的志愿填报。
令他们烦恼的是，新高考改革后，浙江学生每人最多可填80个志愿，虽说可选择性大大增强，但他们普遍觉得“有点复杂，搞不清楚要怎么填”，甚至有家长花重金请“专业机构”“志愿填报专家”给意见。
“其实在改革前，考生可填报五个院校的志愿，每个院校志愿下面是6个专业志愿，但它有一个专业服从调剂，这个服从调剂只要一勾，等于填报这个学校所有专业。我们做了多年数据分析发现，普通院校平均每所学校大致16个专业，按照原来可以填5所院校设计，就应该有80个志愿。”
这番话，是5月23日由浙大城市学院举办的“新高考背景下人才培养双高论坛”上，省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应朝帅对家长们的疑惑作出的回应。
这场论坛汇集了高校学者、教育主管部门专家及省内60余所知名高中校长。他们围绕中学课改、高考改革、大学教育改革，力求探讨高中和高校人才培养的破局之道。
破 壁
“强化学生对大学的认识非常需要、非常迫切”
仅论普通高校，目前全国有近2700所高校、750多个专业。“乱花渐欲迷人眼”，在选择大学和专业时，许多学生不了解学校情况、专业发展，于是成了“无头苍蝇”——只能听取家长和师长意见选择专业。而另一边，高校也面临“所招非所望”的窘境。
“整体来看，今天的高中和大学一定意义上是两座孤岛，高考制度横亘其间。”在杭州第二中学校长尚可看来，教育具有连续性，但高中与高校间存在一定断层。“高中应该和高校在学生价值塑造、能力学习和人格养成方面奠定基础，高校应该在此基础上进阶，两个阶段共生共长、共育共成。但当前不同学段间缺少衔接，这种隔离是教育中最大的浪费。”
其实，知名高中与高校联培共育人才的模式已有许多，较为知名的有清华丘成桐数学领军人才培养计划、北大数学领军人才培养计划，还有像清华附中、人大附中进行的大中小“一条龙”整体教育改革模式。
以清华大学“丘成桐数学科学领军人才培养计划”为例，该计划每年面向全球招收百名优秀中学生，采用本博衔接模式，为未来数学及相关领域培养领军人才，成功入围的国内学生无需高考即可被单独录取。清华大学将新设数院作为数学领军计划人才培养单位，设计专门的培养方案，并由学术大师直接授课。
最近，全国各高校招生章程陆续发布，欣喜地看到，一批高水平大学今年在拔尖人才选拔与培养上，亮点频出。注意！今年高校招生有这些变化
但得以进入这种“非常规”培养体系的学生多吗？
每年“两会”，关于加强高中和大学课程衔接、惠及更多学生的建言从未停止。全国政协委员、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校长唐江澎就建议，研发30门左右的“大学先修课程”，以创造力、真实问题解决能力和实验动手能力为主要考核目标，实施全国统一考试、多次考试，允许“双一流”高校自主设定科目要求及分数权重。
“大学先修课程”也不是新鲜事物。2014年，中国教育学会启动中国大学先修课程试点项目。起初先修课程成绩与清华北大等知名高校自主招生入围资格挂钩，在被质疑不公平后，教育部发文将其与高校自主招生成绩脱钩，此后大学先修课程的吸引力大大减弱。
教育研究者艾萍娇认为，要想真正发挥“大学先修课程”的人才培养作用，既需要家长摆脱功利心，又需要高校间进行先修课程学分互认等系列工作。
“中学把小组学习、团队学习借鉴过来，但这并没有真正影响课堂，只是成为少数学校、少数教师和少数学生上的‘概念课’。”在尚可看来，中学在“大中贯通”方面仍大有可为，“我们应该开辟更多的中学学习典型学习方式，比如借鉴高校的大类招生和学习方式、新工科的学习方式，特别是很多学校开始跟高校一起联合建立实验室，它一定意义上是对之后的专业学习、研究性学习的场景和形态进行释放”。
另外，尚可还建议，不妨在研究性学习项目、科技创新、教师培训、课题研究，乃至在综合素质培养上进行全方位尝试，比如研学游学活动，让学生组成团队到相关大学去学习考察。
“强化学生对大学的认识真的非常需要、非常迫切。”浙大城市学院校长罗卫东现场向众多中学校长喊话：“建议高中阶段腾出一点时间开一堂大课，让大学教师去讲一讲什么是大学，这是非常重要的科普。”
共 振
“教育的核心是解放心智，最重要的是教会学生创造性思维和行动”
2017年，上海、浙江迎来“新高考元年”，高考制度恢复以来最大的一次变革在夏天上演。那一年，一个名为“准星”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和全国940万考生一起参加了高考。6月7日，在数学科目考试中，它开考10分钟后交卷，最后成绩为105分。一年后，再次参加高考的“准星”数学得到了136分。它的目标，是在近两年考上清华北大。
“准星”的出现，让许多教育人惊出一身冷汗：“教育制度应该怎样培养并甄选有价值的人才”？
在北京大学未来教育管理研究中心创始主任，北京大学、浙江大学、重庆大学原校长林建华看来，这和我国高等教育存在路径依赖、比较重视知识传授而非真正释放学生内在潜力有关。
“当下的教育，好比把信（知识）往信箱里投，却不清楚学生何时、以何种方式收到，甚至不确定他们能否收到。教育的核心是解放心智，最重要的并不是让学生知道什么，而在于他们能否创造性地进行思维和行动。”
论坛上，一位校长提到一件往事。曾接到领导电话，想约时间去学校查看素质教育发展情况。校长回电：领导，我们上午要上课，您要不就下午来吧！
教育部课程标准修订专家组核心成员、浙江省关工委副主任、浙江省教育厅原副厅长张绪培对此表示无奈：“素质教育应该在学科里，但有些校长还是把素质教育理解成课程之外的‘蹦蹦跳跳’。传授各学科知识是立德树人的一个过程，教育的终极目标是落实学科核心素养。”
代表们认为，无论是“解放心智”还是“落实学科核心素养”，重要一环是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与创造力。而为了达成这一共同目标，高中和高校必须同频共振，把更多的学习选择权还给学生。
以北京大学元培学院为例，学生进校时只按文、理分类，低年级实施通识教育，在他们对北大的学科状况、专业设置、培养目标以及其他情况有了进一步了解后，一般在第三学期末，可根据自己的志趣提出希望选择的专业。
林建华曾和一些优秀的元培学院毕业生聊起过学习期间最深的感受，得到的答案正是“选择”。“当他要做一个选择的时候，就要学很多东西，要选一些课，要和老师谈，要从不同角度看待某一专业。我们必须承认，任何专业都有思想和思维上的局限性，专业知识越窄，这种局限就会越大，而这正是为什么要学生自己‘选择’的原因。”
林建华回忆，北大、浙大等学校都曾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推行通识教育、打造“T型人才”。但从效果反馈看，学生得到的大多为碎片化信息，思考和创造能力提升有限。
症结的病灶可能要向前回溯到高中阶段：学生上着安排好的课程，学习着总结好的解题技能。十余年寒窗过后，他们仍没有做到先哲所言的“认识你自己”。“学生的盲目性和教育的不确定性，使得大学教育非常困难。”林建华坦言。
而新高考改革的一大出发点，正是给予学生更多的选择权，让学生发现自我。在其指挥下，高中课堂教学也随之发生改变，“分层走班”等新的课堂形态应运而生。
张绪培认为，如果以“可选择”为标准，教师和学校还应有所作为：“对于教师来讲，应该把学生带进学科，而不是急于交给孩子解题的雕虫小技。对于学校来讲，应该要消灭‘陪读生’，让所有孩子的学习行为真正发生。”
突 围
“教育人要顶住压力，按照正确的教育理念把教育改革推向正轨。”
“知易行难”，是很多高中校长的真切感受。
不久前，浙江新高考政策调整，普通类录取分段由原来的三段调整为两段，原一段和二段线合并为新一段线，按实考人数的60%划定，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用原一段线（实考人数的20%）划定。有些校长呼吁省教育考试院只公布新一段线，不要公布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，理由很简单——怕当地领导拿这条线来考核。
应朝帅对这些校长既同情又不解：“只要教育理念不转变，没有这条线他们还会想出别的甚至更高的指标来考核。关键在于要统一思想，一遍又一遍、不厌其烦地去呼吁不得以升学指标或中高考升学率作为考核标准，推动地方领导和全社会转变教育理念。理念不转变，单纯以升学率考核学校、自以为重视升学率就是重视教育的陋习没有变化，校长们的‘悲催’命运也无法改变。”
不少校长吐槽，学校教学成绩的一点点波动，都有可能在家长间引起焦虑，进而引发连锁反应。他们承认，家长的诉求大都有其合理性，但被焦虑裹挟的诉求可能会使人无视教育改革的合理性。最有代表性的，就是“80个志愿怎么填”。
如何填报志愿
第一步：仍按老办法选择若干学校，根据本人位次和各校往年投档线等资料，选择5到10所不同梯次学校，所谓的“冲一冲、稳一稳、保一保”的梯次依然可以考虑。
第二步：把这些学校所有专业都填上，分学校排好，如果已经超过80个志愿，就把明显不喜欢的专业去掉。
第三步：逐个研究剩下的专业，继续删除不喜欢的，再补充一些别的学校喜欢的专业，并将这些专业按本人心仪程度从高到低排序。
“成长过程非常复杂，并且这个过程受社会制度和文化、价值观等限制。”林建华说，但做教育的人，就要在划定的圈子里把舞跳到最好，坚守教育初心，努力改变不合理的现状。
“教育的一大功能是引导，不仅要引导学生，也要引导家长、引导社会。我们的确有些制约，但心中要有底线——育人。教育人要顶住压力，带着大家按照正确的教育理念把教育改革推向正轨，而不应该被不合理的要求绑架。”张绪培说。
浙江教育报刊总社数字媒体中心记者 曹可可/文
浙大城市学院、视觉中国 等/图
责任编辑 | 徐梦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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